清疯

在中国书法发展历史上经历了由篆到隶、由章草到行书、今体草书、楷书的演进过程。相传行书为汉末刘德昇所创，然而从大量的史料记载可以看出，行书的真正形成当在魏晋时期，其典型代表人物就是王羲之。从目前能看到的王羲之传世行书法帖看，唐怀仁集《大唐三藏圣教序》虽为集字拓本，但它的真实性、学术性、经典性最强，在诸多版本中有称天津博物馆藏《墨皇本》为最佳。



王羲之(303——361)，中国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有“书圣”之称。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出自簪缨世族，其家族在东晋时期为第一流高门，王氏子弟中也不乏文艺博通之庙堂权贵，因此在少年时期就展露出非凡的才华，“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中曾记载一事：“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太尉郗鉴因其“咸自矜持”而择为良婿，可见其选婿标准的与众不同，从中亦可看到羲之那种为人高爽、不类常流的非凡气质。其晚年沉迷于养生服食，崇尚“坐而获逸，遂其宿心”般的随性生活。《晋书·王羲之传》就曾详细记载：“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王羲之虽生于乱世，然天赋异禀。其骨子里的泰然自若，思想上的超凡脱俗造就了其书法艺术上的高峰。



纵观中国书法史，人们对书法家的研究总是要特别关注两件事：一是能否开宗立派，二是其师承关系。对于王羲之的书法师承，他自己有过表述。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说：“予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日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此可以看出，卫夫人是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其所创立的“新体”行书还得益于锺、张及众碑，有着深厚的篆隶笔意，既如铿锵金石，又如氤氲兰麝。历史上任何一位开宗立派的书法家，一定是博与专、继承与创新的集合者。



王羲之之所以被尊为“书圣”，不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千古流芳的《兰亭序》，是因为他的开宗立派。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书法发展新的里程碑。他的行书完美地呈现了魏晋时期高度自由觉醒的意态而又未流于疏狂，更具“传神”的多样性，之后的颜真卿、杨凝式、“宋四家”均以此为根基，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国书法的繁荣发展。



王羲之的艺术成果是极其丰富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已无真迹（指王羲之书写墨迹）可寻。因此，研究王羲之的经典法帖，必须进行哲学思辨，不能用一般的研究方法。比如，我们研究“宋四家”的法帖，最好的无疑是他们的墨迹珍本，而那些拓本只能作为参照。而王羲之则不同，它的拓本往往比后人的摹本更有学术和临习价值。唐朝刘餗在《隋唐嘉话》中载：“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从目前传世法帖来看，《兰亭序》版本众多，多为唐代摹本。其手札诸如《姨母帖》《远宦帖》《行穰帖》也多是唐宋的勾填摹本。可以判定目前王羲之的墨迹珍本已然失传，因此集字拓本就显得弥足珍贵。承前所述，在王羲之的经典法帖中，拓本极其重要，而唐怀仁集《大唐三藏圣教序》虽为集字拓本，但它在中国书法历史上的地位是极高的，再加上此帖内容的经典与特殊性，正可谓“书文同璧”。

唐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历经了十七个春秋。回到长安后，翻译经、律、论佛教三藏要籍657 部。玄奘曾两次请命为新译经文赐序，唐太宗最终述《三藏圣教序》表彰这一盛举，并以此冠之众之首。

圣教序，全称唐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附心经）。全文由五部分组成：一为唐太宗《三藏圣教序》；二为唐太宗笺答一；三为唐高宗《述圣记》；四为唐高宗笺答一；五为玄奘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为了纪念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弘扬佛法这一盛举的。这篇序也改变了自魏晋时期以来“崇道抑佛”的格局，迎来了佛教史上的鼎盛时期。因此怀仁集结了众僧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当时的内府及民间收集王羲之的真迹，一一勾摹，再经过反复筛选，集成此篇序文，并刻制成碑，今立于西安碑林。



怀仁本身就具有深厚的书法造诣，明陶宗仪曾记载：“释怀仁，积年学王羲之书，其合处几得意味，若语渊源，故未足以升羲之之堂。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所能到。”再加之这次集字活动有其政治意图，所以怀仁倍加重视。此篇集序至精，整个《大唐三藏圣教序》是怀仁和尚等人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从宫中到民间反复搜寻“王字”，刻于石上。遇到缺少的字，甚至用到偏旁部首来凑，还要考虑到章法的上下衔接合理，可谓精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此篇集序亦至诚，从玄奘法师到唐太宗父子，再到怀仁等诸高僧，对佛法的虔诚已渗透到了法帖的字里行间。唐太宗父子更是将其治国方略寓于序文之中。这样的经典之作，在中国书法史上独一无二。



面临社会初稳，为了建立一种普遍遵奉的文化典范，李世民提出了“偃武修文”的政策，而王羲之便成了统一南北书风的首选典范。在修《晋史》时，唐太宗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亲手为书法家立传的皇帝，他在《王羲之论传》中描述：“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至此奠定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这是书法史上至为关键的一笔，正是他对王羲之的这种偏爱，才使王羲之的行书成为了后世的典范。



唐太宗对此事亦高度重视，在序文的最后，他写到“恐秽翰墨于金简，标凡砾于珠林”，还请有关大臣、文字高手为其润色。他下诏广收王羲之墨迹也很是感人，贞观十三年共收得“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可见太宗对羲之的崇拜之情已到了痴迷的程度。这其中有个人的喜好当然也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唐长孺先生在《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对此总结到：整个唐代学术风尚的变化呈现出了南北化的倾向，隋唐间南北文化的重新统一，南方文化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树立王羲之为时代书法典范也是顺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



王羲之在魏晋时期已然声名显赫，其创立的今体开启了行书发展的新里程。在唐代随着李世民的极力支持，更奠定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不可撼动的“书圣”地位。由于真迹甚少且难得一见，一时之间“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拓本已然使达官贵人趋之若鹜。而《圣教序》的出现开创了集字刻碑的先河，更全面地保存了王字的原貌，使王羲之书法能够广为流传。



王澍《竹云题跋》中云：“自唐以来，士林甚重此碑（《圣教序》）。”圣教序拓本的便利性还影响着当时日本及三韩的书风，相关资料就曾载最澄和尚归国时就带走了《大唐圣教序》（大唐石拓本）及名僧墨迹等十七件，日本书法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平安三笔”也都取法《圣教序》。后世书家无不以《圣教序》作为典范，毕生研习。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评：“《圣教序》书法为百代楷模，……极备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清蒋衡《拙存堂题跋》：“沙门怀仁乃右军裔孙，得其家法，故《集圣教序》一气挥洒，神采奕奕，与《兰亭序》并驱，为千古字学之祖。”清周星莲《临池管见》：“唐僧怀仁所集右军书，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谓异才。”清叶昌炽《语石》：“上之所好，遂移风尚。怀仁圣教序出，举世奉为圭臬。”



在《圣教序》的诸多传本中，《墨皇本》流传有序，保存完好。根据王虚舟先生的考订，《圣教序》碑断于宋末元初，因此墨皇本作于北宋初拓且毡蜡极妙，实为不可多得之精品。几经辗转，到了清代被玉牒崇恩收藏，数年不离左右，甚是珍爱。他在长跋中也写明了来源：“道光二十六年五月，以重金购自金匮孙文靖家。”此帖除了崇恩长跋外，还有何绍基题诗，以及项子京、怡亲王冰玉道人等人的鉴藏印记，并从帖后孙钟祥等人的题跋中得知此本由崇恩传至其子邵民( 廷雍)，恰逢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廷雍殉难，此帖遂流落市贾。次年孙尔准的从曾孙孙钟祥无意中发现了此先祖遗物，遂以重金购自保阳古董商，逾五十五年后又回到孙家。崇恩（1803——1878），满洲正红旗人，姓觉罗，道光咸丰年间收藏家，他侍卫出身，曾两度出任山东巡抚，官至二品。清代中期金石学大盛，崇恩便是其中的一员，以访金石为乐。



在他所见所得的藏品中，《怀仁集王圣教序》（墨皇本）是其最爱。崇恩称此拓为“吾家宋拓墨宝第一”，得“右军真面目”。此虽为宋拓本，却具神髓，藏着“羲之鬼”。纠其缘由，其认为此版本贵在“腴润”，气息古厚浑沦。他还肯定了拓本《圣教序》的经典性，对王世贞提出的“病之者第谓其结体无别构，偏旁多假借，盖集书不得不尔”，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此语忽略了怀仁的良工苦心，虽是集字之作，但全碑无一笔一画自造，笔笔皆出于右军，且章法井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右军的真实面貌，因此崇恩尤其爱惜此拓本，甚至连其夫人儿女都时加检视整护。崇恩也时常自警：“鉴藏碑帖，虽游艺之一端，苟能即小见大，因庆幸而戒满盈，斯艺可进乎道欤？”他一生视此拓如生命，甘愿与其共存亡，这种谦虚而执着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天津博物馆藏《晋王羲之书唐怀仁集宋拓圣教序》（以下简称墨皇本）共一册，白麻纸拓本，46 开，92 页。碑文部分共25 开，50 页，每页4 行，后有崇恩、何绍基及孙钟祥、孙用钊、吕景端的题跋。曾经孙尔准、崇恩、廷雍、孙钟祥递藏。民国间，收藏家徐世章和陶湘合资五千大洋从孙氏后人处购得，后因陶湘资金短缺终归于徐世章，由其家属捐赠给天津博物馆。赵孟頫曾云：“（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从《圣教序》拓本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不乏篆隶、章草的笔意，这对于探求魏晋时期新体的形成及衍变有着积极的作用。且其整体气息违而不犯，极具冲和之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为空间分割不平等却不明显；二为笔画走势不雷同但跨度不大；三为发力点变化动作不大，然力度蕴含其中。正是这种内敛的风格造就了圣教序的经典性，看似简单实则困难，每观必有新意。不可否认，后人集字的章法不可能与王羲之一书而就的法帖完全相同，不可能如《兰亭序》那样自然，它的自然性虽然不够，却造就了它的丰富性和经典性。这一特点正好是两千年后的我们所需要的，由经典性到道法自然，才是一条康庄大道。



正如崇恩在跋中所说：“先看其大略，以领会全神；次看其结体，以求其用意、运笔妙处；旋即逐字看、逐笔看，无一点一画轻易放过……然非北宋初拓精本，亦何能有此胜概？故吾此册真乃无上神品，无上至宝，觉世间悦我心目之物，更无有逾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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